回首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近百年的革命征程，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取得今日伟大成就的先决条件和必备因素。正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川陕苏区，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其中的制胜法宝正是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层次、交叉化、富有成效的各种群众社团组织。正是借助这些群团组织的宣传和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深植于群众中的伟力发掘出来，川陕苏区才能在敌对势力持续不断的“围剿”中生存下来。虽然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根据地战略转移到川陕苏区后，不到三年就因种种原因撤离，停留时间虽短，但是多数时间都处在与敌作战中，斗争之频繁、艰苦，各苏区中罕见。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大巴山区开展大规模作战行动，除却精神的较量，敌我双方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后勤保障困难，可以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大关键因素就是后勤物资供应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当时的川陕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正是通过富有成效的群团组织建设，在对敌作战过程中把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和凝聚起来，为红四方面军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然而，迄今为止，学界鲜有论者从群团组织的视角论析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问题，笔者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后勤物资筹措的困境
1932 年 12 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由鄂豫皖挺进四川，先期攻占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大部分地区，随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举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和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红军后续一系列作战的胜利，川陕苏区在鼎盛时期囊括了二十三个县政权，所辖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一万五千余人扩大到五个军，八万余人，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说川陕苏区疆域颇大，但并不是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具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1］248 －249川东北境内虽说自然资源如煤、铁、茶叶、木耳、银耳、中药材等丰富多样，但由于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土特产无法大量外运，而本地所急需的大量日常物品如盐巴、药品等也无法及时输入。正是由于该地区交通闭塞等诸多因素，当地工商业极不发达，经济结构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当地90%以上的民众从事农业种植，以土地谋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川东北，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极度落后，不少缺耕牛少农具的农户，只好刀耕火种，或者男子扶犁，妇女拉犁，见土播种，点上包谷、高粱、土豆。然而艰苦的劳作并不能换来粮食的高产，“1933 年以前的南江、巴中一带，每亩地产粮食仅约 100 斤左右，棉花才收一二十斤。”［2］225 除土地贫瘠、生产艰难外，川东北人民还要遭受四川“防区制”下的封建军阀和豪绅地主的双重剥削和压榨。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要先交纳高额的押金，每年的地租占收获物的一半以上。农民终年辛勤劳动所生产的粮食，自己只能得一半或不足一半，逢年过节还得向地主家送礼。由于四川特殊的“防区制”，军阀盘踞所在，田赋的征取往往凭军阀随心所欲，多如牛毛，甚至实行预征制。如 1933 年，“刘存厚所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田赋预征到民国 72 年(1983 年)”。［2］3 除却田赋，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川东北各种捐税不下百余种，如子弹捐、壮丁捐、瘾民捐、种烟捐等。”［3］5 更为离奇的是，在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域，农民如果不种鸦片的话，还要被强制交纳“懒捐”且数目远比“种烟捐”沉重。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地区之前，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民众生活十分艰难，加之在四川军阀防区制下，还要遭受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土匪团练等诸多反动势力的蹂躏和压榨，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而该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因受困于大山阻隔、资本和技术的缺乏、军阀盘剥等因素，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总之，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之后，不仅受制于此地民穷财困，还要面对封建军阀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以地主、土匪武装的骚扰、袭击，因此，后勤物资供应极为困难。尤其是在 1933 年 6 月底木门会议，大规模扩红完成后，红四方面军总数达到四万余人，后勤供应问题更为严峻。
二、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
针对红四方面军后勤物资筹措面临的困境，川陕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取之于敌、筹之于民(包括自己的工厂生产部分)、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等诸多筹措方法来满足军队作战之需。
(一)取之于敌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时期的许多重要物资如枪支弹药、粮食等，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取之于敌。本文这里提到的敌人不仅仅指战场上的敌人，还包括了在当时特殊的斗争环境下所定义的“发财人”“豪绅地主”“城市反革命分子”等敌对分子。红军初到川东北，就提出了“打土豪、分浮财”的口号，通过没收封建地主和反动分子的财富来解决当时革命斗争巨大物资支出的燃眉之急。可是，哪些人是发财人? 哪些是地主恶霸? 逃跑后的地主豪绅，其隐匿的财富藏在了哪里? 红四方面军人生地不熟，最初只好每到一个地区就派出工作队进行调查，先摸清地主豪绅的分布和财产占有情况，然后分别予以没收。这一做法收效甚微，因为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敌对势力的宣传和白色威压，极力把红军妖魔化，一些地主、富商等纷纷逃遁。另外，还有一些则把粮食、银元等藏匿起来。由于川东北地区早期党组织建设的不完善，革命宣传不到位，革命氛围并不浓厚，再加上封建军阀、地主恶霸的污蔑，许多当地民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抱有敌意，因此红军的调查工作难以进行。这一状况在大批群众社团组织如赤卫队、贫农团、工会等建立之后有了很大改观，通过中国共产党积极的宣传教育和以实际行动作为表率，广大人民群众知晓了谁是真正的敌人，谁让他们翻身做了主人。在赤卫队、游击队等积极分子带领下，“打土豪”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这些群团组织分子在红军和苏维埃负责人的带领下，现身说法，分头走村串户，深入宣传党的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大家纷纷检举揭发“发财人”，举报地主土财藏匿粮食、金银财宝的地点，此举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城市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所得，其数目极为可观，对于缓解初入川东北的红军财政状况，解决其后勤保障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些金银等物资甚至经过长征被带到了陕北，成为抗日战争经费的一部分。
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不仅在“打发财人”运动中充当了引路人和先锋队的作用，在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胜利后，战场缴获物资的运输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仅以 1933 年 10 月 17 日至 27 日的宣达战役为例，历时 11 天的战斗结束后，红四方面军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缴获长短枪 8000 余支，炮 3 门，子弹 100 余万发，电台 2 架，银元 1 万余枚，棉布 20 万匹，棉衣 20000 余套，其他军用物资无数。”［4］97 最为重要的是，刘存厚整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等均被接收，这些工厂内的整套机器设备对于苏区的生产建设(尤其是军工生产)来说至为需要，必须完整、迅速的运送到大后方。但是，仅达县兵工厂就有机床 100 多台，且有些颇为沉重，在红四方面军所获机器设备中，3 台大圆车各重达 700 余斤，子弹厂碾片机重达 800 余斤，压力机重700 余斤。除机器设备外，还有铜砖 800 多块，每块重 90 至 100 斤。另外，还有浓硫酸、硝酸 100 余缸，钢材 1 万多斤，焦炭 2 万多斤，硫酸和土硝 2 万多斤，杂铜 2 万多斤。各种物资总重达 10 万斤以上，在当时主要依靠肩挑背扛的川东北地区，这些大宗物资的运输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了将这些机器设备搬运到根据地，前方经理处与通江县委合作，组织了 6 万余军民，沿水陆两路，肩挑背扛、水陆兼程，行程 150 余公里，历时一个多星期终将这些机器设备及其他物资运回了通江毛裕镇地区。这批重要物资的缴获和顺利运回，为红四方面军改造和扩大原有兵工厂，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军工企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为红军粉碎六路围攻提供了重要物资保障。后勤运输工作的顺利展开，群团组织的力量不可小觑。早在 1933 年 3 月，川陕省总工会就已宣告成立。省总工会为发动工人反对敌人的三路围攻，参加保卫苏区的斗争，颁布了《川陕省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决议案》，积极宣传和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组织运输队，保卫革命根据地。随着川陕苏区疆域的扩大，“川陕省总工会共组织了 22 个县工会，160 余个区工会，把各行业约 10 万左右的工人吸收到了工人组织中来。总工会动员了数千工人参加红军，近 10 万工人参加运输队和担架队，并成立了工人独立师。”［2］214 －215 这些举措无疑为红四方面军后期物资的筹集和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筹之于民
在川陕苏区两年零四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后勤物资的消耗无疑是惊人的，“仅粮食一项据统计就达 1． 5 亿斤。”［5］226 如此巨量的消耗仅仅依靠取之于敌是维持不了的，还必须大力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广泛发动群众从生产上着手，建立稳定而完善的后勤物资生产体系，才能保障红军将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后勤补给，进而取得一系列对敌斗争的胜利，使苏区得以生存和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根据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从军离家、脱离生产，因此，妇女成为了劳动的主力。为改善苏区妇女的地位，充分激发她们的革命热情，提高生产力水平，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广大劳动妇女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这是川陕苏区的地方妇女社会组织，“是劳动妇女斗争和教育的机关，要为解放妇女各种生活上的痛苦来做斗争”。［6］160“成分都是贫农、中农、小市民、雇工的家庭妇女”。后来扩大为女工，更名为女工农妇会，会员至少有30 万。［3］382 协会经常组织广大妇女做鞋袜、打草鞋、参加运输队、参加生产等，为支援红军做出了积极贡献。“在1934 年10 月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广大农村妇女就做了 30 多万双布鞋、草鞋、袜套等送给前线红军，积极配合红军粉碎‘川陕会剿’。”［2］222 不仅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在促生产、拥红军方面反响热烈，苏区另一群团组织———川陕总工会，也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为贯彻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巩固赤区的斗争，1933 年 4 月 25 日，总工会颁布《川陕省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决议案》，《决议案》针对当年的春耕生产发出号召，“各级工会每个工人要种五颗瓜，宣传鼓动苏区全体农民热烈的耕种”;“工人要积极参加代耕班，领导农民帮助红军公田和红军游击队家属代耕”，［7］61 此举有效的激发了贫雇农的革命热情，有力的保障了农业生产。正是有了各个群团组织出色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苏区民众才能提高自身觉悟，认识到党是人民的党，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土地是自己的土地，因此更加努力耕作，争取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保家乡。在这样的革命氛围下，根据地农业生产建设搞得如火如荼，粮食产量普遍增加。“南江、巴中许多区，每亩产量从过去的百斤左右上升到 200 ～300 斤;棉花产量也成倍增长。在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农民除留一部分自食外，踊跃献交公粮，支援前线。江口县从1933 年 10 月到第二年 1 月底，即向军队送粮 49 万斤。”［8］190 取之于敌的大量物资加上筹之于民的这部分，基本满足了红四方面军作战所需，保证了反围攻斗争的胜利进行。川陕省工会除了号召广大会员要紧抓粮食生产外，“还大力动员和组织工人开挖通江 30 余口盐井，仪南战役结束后又迅速开采了南部县 90 余口盐井(供给苏区红军食盐 30%)”，［3］360 此举极大地缓解了苏区食盐匮乏的局面。除此，工会还积极动员各行业工人参加红军所开设的各色后勤工厂(铁厂、篾工厂、盐厂、被服厂等)，并举行劳动竞赛等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有力地保障了红四方面军战斗所需物资的供给。仅以兵工厂为例，“自反围攻以来，全体工人发扬不怕吃苦，克服了重重困难，翻造子弹、制造手榴弹各 100 万发，修好机关枪 2 百余挺，迫击炮 2 百余门，山炮 20 余门，有力的支援了红四方面军的前线作战。”［3］358 川陕苏区的青年团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3年12 月23 日，团省委印发了《动员青年群众消灭刘湘工作决议》，《决议》动员青年群众执行的诸多工作中就有这样一项:“(8)集中两万石粮食，准备一切物质(资)供给红军。多多准备食盐，造火药、刀、矛、土炮去骚扰敌人的后方，使敌人内部起冲突打起。”［7］188 虽然我们不知此项工作具体落实效果如何，但这些行动充分说明了青年团在支援红军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妇女、青年要大力抓生产，苏区儿童也参与到了苏区粮食的筹备工作中。1934 年春耕时节，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号召“童子团的小同志们，每个小娃娃种五窝洋芋，点五窝瓜菜”［9］563 ，充分发挥了少年儿童参加春耕的作用。少先队、赤卫队不仅在耕种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抢收中也冲锋在前。“1933 年清江军区指挥部见当地人手少，谷子黄了无人收割，指挥长刘大承等组织与率领少先队、赤卫队一百余人到钟家坝(今奇章公社八大队)等地分13 架拌桶打谷子 3 天，共打五、六十亩谷子，帮助农民完成收割任务。”[3］403 在保障苏区大后方正常生产建设方面，儿童团、少先队积极配合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的行动，积极站岗放哨、侦查敌情、排查破坏分子，为稳定苏区秩序，保障后勤生产，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
对于川陕苏区内部不能大量生产、缴获甚至无法获得的特需物资，例如电池、无线电器材、油料、西药、食盐(仪南战役前极度缺乏)等，党和苏维埃政府另辟蹊径，采取派员到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的方式来加以解决。通过统战关系，红四方面军与陕军孙蔚如部达成默契，开辟了由南郑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多次秘密采购运回大量苏区急需物资。前已述及，由于川东北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由白区运回这些物资需要大量人手采取肩背、人挑的方式，另外，加上土匪袭扰等因素，运输物资一途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不过，在各个群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下，广大民众踊跃参与白区换购、贩卖等活动，活跃了苏区经济。川陕省工会就曾发出号召，“工会要动员大批工人，利用各种工人社会关系，到白区去组织工人运动”，“各级工会要组织宣传队到赤白边界去做广大的宣传工作”。“关于筹集粮食工作，要求工人领导贫农到白区去筹粮来帮助苏维埃和红军。”［7］52川陕省委在紧急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粉碎刘湘六路围攻期间，就要求“各县组织一妇女侦探队到白区去侦探敌情，破坏敌人后方。”［3］406 正是通过各个群团组织的大力宣传和自我表率，积极参与、支持，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才有了较大提高，进而积极参加运输队、侦察队等，或侦查敌情、或帮助红军穿越封锁线运输紧缺物资，或由白区贩卖盐、铁、棉花等来苏区，发展了苏区经济，为打破敌人的经济
封锁做出了极大贡献。
三、结语
综上所述，红四方面军征战川陕苏区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在后勤物资筹措面临极大困境的情况下，川陕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取之于敌、筹之于民(包括自己的工厂生产部分)、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等诸多筹措方法，有效地解决了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问题。但无论哪种措施，其具体实施都离不开苏区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尤其在自然环境恶劣、民不聊生的川东北，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在此立足并逐渐发展壮大，与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是分不开的。在战火连天的激烈斗争形势下，大量后勤物资能够快速筹措并及时运送到位，党领导下的多个群众社团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领导下的各种群团组织，以其多层次化、交叉化、宽覆盖面、高效性，充分宣传和动员了广大农村妇女、贫雇农、各行业工人、儿童、青年等各个层面的群众，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力地保障了红军前线作战所需物资，为取得反围攻的胜利，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使得川陕苏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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